一批90后，站到了互联网大佬身旁 - 九游体育账户帮助

过去，企业掌门人通常将关键业务托付给阅历深厚的资深管理者，这些人往往经历过更多挫折、管理过更大规模的团队，也更精通组织内部的复杂运作。然而，在人工智能这场高速竞赛中，模型架构、训练策略和产品方向瞬息万变，能够引领技术变革的老将屈指可数。

为此，一些早已脱离日常运营的大佬们，转而亲自扮演起人才搜寻者的角色，从外部引进顶尖技术专家，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这些年轻人身上。这使得年轻的技术负责人得以绕过传统大厂的资历阶梯，直接出现在离老板最近的位置。

年轻人被集中推到台前

不久前，广东省领导造访腾讯总部，与公司管理层举行会谈。在一张长桌旁，身着夹克、头发依然浓密的腾讯创始人马化腾，显得格外年轻。

但人们的视线很快转移到与他相邻而坐、年仅28岁的明星科学家姚顺雨身上。一张随后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照片中，姚顺雨衣着朴素、神情专注，透着一股浓厚的“书呆子”气息。

当天的会谈中，马化腾与姚顺雨分别发表了讲话。观摩环节，姚顺雨还站在马化腾身后陪同。这个罕见的同框画面，迅速引发了互联网从业者的热议。

此前，在如此隆重的高规格场合中，能被大佬带出来的通常是总裁、CEO这类角色，而不会大张旗鼓地安排一位年轻的AI科学家与创始人一同亮相。

就在姚顺雨坐在马化腾身边的同时，阿里巴巴的一支90后高管队伍也在悄然成形。不过，与腾讯引进明星研究员的做法不同，阿里更倾向于走“年轻化路线”，将核心训练岗位的主导权交给内部选拔的人才。

在阿里巴巴集团CEO吴泳铭倡导重用年轻人的号召下，1993年出生的刘大一恒成为Qwen大模型的一号位负责人。在2026年的云栖大会上，吴泳铭阐述了阿里的AI战略后，刘大一恒紧接着登台讲解模型技术。

以往，刘大一恒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并不高。在云栖大会的一张照片中，其他四位大佬都身着深色西装，而位于正中间的刘大一恒却只穿了一件黄色套头卫衣，显得格外突出。

与姚顺雨的海归精英背景不同，刘大一恒这位在四川大学完成本硕博学业的年轻人，既没有常春藤名校的履历，也没有海外大厂的工作经验。在加入阿里之前，他是一位长期沉浸在论文和实验室里的研究者。

不过，能在达摩院这样精英云集的地方脱颖而出，刘大一恒的技术功底不容小觑。他拥有计算机博士学位，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，入选过华为的“天才少年”计划，并从Qwen项目早期就参与了预训练工作。

在前任负责人林俊旸离职之前，刘大一恒原本就在Qwen内部负责预训练。2026年，他的职责从预训练扩展至后训练与编码领域，头衔也变为Qwen LLM项目负责人，直接向吴泳铭汇报。

除了刘大一恒这样的技术派，1992年出生的陈宇森也站上了阿里的权力舞台。在云栖大会的专场活动中，一头卷发的陈宇森从背后掏出一支缠绕着三只绿色小章鱼的话筒，一开场就营造出十足的松弛感。

陈宇森先拿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开了个玩笑，说希望上班也能有放松的时候。现场演讲时，他几乎不看提词器，全程脱稿。不过，与这份松弛形成对比的是，陈宇森肩上承担的责任可不小。

2026年6月，陈宇森接任钉钉CEO，成为阿里历史上最年轻的事业部CEO。同年9月的云栖大会上，他的头衔又多了一层：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。

拿到的技术权利并不相同

在姚顺雨到来之前，腾讯早已意识到AI的重要性，但混元项目存在不少问题：过度追求榜单成绩；模型“会考试”但实际应用场景表现不佳；数据标注质量长期维持在60%至70%的水平。

为了给后续业务铺路，腾讯直接赋予姚顺雨直达总部的汇报权限。姚顺雨也很善于摆脱陈旧的考核包袱，上任之初就向腾讯总裁刘炽平提出要求：“一年内不看大模型排行榜名单”。

此后，姚顺雨几乎以每三个月一次的节奏推进调整，组织架构的变动成为腾讯AI相关业务的常态。一些冗余的平台与内容事业部，该合并的业务合并，该裁撤的也毫不含糊。

姚顺雨的权责边界也持续扩展。2025年12月空降腾讯时，他是首席AI科学家，兼任AI基础设施部和大语言模型部负责人。今年7月，他的管理权限进一步扩大，接手新成立的基础模型部负责人职责，身兼数职，统筹全模态混元基础模型的研发。

经历了半年多的组织调整后，腾讯混元大模型在行业内的存在感显著增强，AI业务的士气和风格焕然一新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腾讯终于正式吹响了在智能体领域反攻的号角。

与姚顺雨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不同，其他一些明星研究员就没那么幸运了。

加入小米后，被誉为DeepSeek“天才少女”、被雷军千万年薪挖角的罗福莉开始发力，不仅高调露面直播，还频繁出现在访谈中。

与谨言慎行的姚顺雨不同，性格直率的罗福莉没少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。她在镜头前的自我介绍显得有些拘谨，招聘时提出只招大二大三的本科生，被指“制造焦虑”。

不过，小米还是给了她火箭式的晋升速度。入职仅10个月，罗福莉在2026年9月晋升至22级，这是小米职级体系的最高级别，相当于副总裁级，刷新了小米晋升的最快纪录。

相比之下，同期负责红米业务的王腾花了8年时间才升到21级，去年因泄密被小米辞退，后来自己转行做睡眠生意去了。但罗福莉仅用10个月就实现了一次职场飞跃。

当然，晋升也伴随着实质性的成果交付。不久前，罗福莉主导的MiMo-V2.6-Pro在Artificial Analysis智能指数中取得46分，位列开源权重模型榜首，超越了Kimi K3与Qwen3.8 Max。

罗福莉对新模型的效果非常满意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发动了一场无声的奇袭”。不过，尽管在外赢得了声誉，但在内部的推行却并不顺利，甚至一度需要靠极端施压才能推进。

她说第一天用这个新模型就被震惊了，试图说服团队去用，但没有成功，于是下了一道硬性命令：MiMo团队里，明天对话数不到100条的人，可以辞职了。

这位“天才少女”的管理风格确实颇具霸气。事后，罗福莉曾对外解释，她并没有真的按对话次数考核团队，目的只是逼大家先用起来。但内部团队不太配合的态度，已经显而易见。

无论是姚顺雨的自上而下改革，还是罗福莉的自下而上推行，年轻技术负责人面临的压力本质上是相同的。大佬们不惜重金投入，归根结底看重的还是他们带来的AI战绩。

抢手和失宠，也在朝夕之间

大佬们给予的支持，也暴露了各自的处境。

马化腾一边说船漏水，一边也在催促加快速度；吴泳铭亲自带领Token Foundry，相当于取消了“还要向上汇报”这一层缓冲；雷军在另一边也高调宣布AI投入的决心，决定投入600亿元。

大佬们采取的姿态不同，但对AI竞赛的焦虑却如出一辙。老板们还默契地更换了常用的词汇：从以往的“战略耐心”变成“亲自”，从“持续投入”变成“三年600亿元”等。

不过，年轻负责人得到的并非一块稳固的领地。技术顺风顺水时，他们是公司AI叙事的核心，是AI时代下的公司明星。风向一旦变化，权力就会迅速被收回。

明星研究员固然能带来方向、人才和士气，却不能凭一己之力消除大厂的惯性。毕竟，他们真正需要重塑的，往往不是一个模型，而是模型背后的组织架构、资源分配和业务逻辑。

姚顺雨面临的挑战，不仅是“把模型做强”，而是要把一家巨型公司的AI业务重新整合成一股力量。他不仅要纠正模型训练和评测体系，还要把研究、算力、基础设施与腾讯庞杂的业务场景连接起来。

论业务场景，腾讯旗下能拿得出手的产品很多，但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的节奏、利益和技术要求。姚顺雨要做的，是让这些业务愿意使用混元，而不是各自寻找外部模型或独立建设AI能力。

刘大一恒面对的则是另一份考卷。Qwen的技术资产已经非常雄厚：开源模型、代码模型、多模态模型、开发者生态，都是阿里最具声量的AI资产。但资产越雄厚，转型也就越困难。

刘大一恒接手后，一方面要继续追赶全球最强模型，维护开源社区，同时还要服务阿里云，把模型转化为API、算力和企业服务收入，同时还要与阿里内部的电商、钉钉、夸克、国际业务形成协同。

至于陈宇森，他必须将此前创业项目的速度，嫁接到千问办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复杂组织上，同时还要处理平台自身的文化、产品和商业化问题。

然而，一旦路线失误、产品不被市场接受，或者商业成果迟迟未能显现，大佬们原本开放出来的资源和权限可能会迅速收回。其中，上半年刚刚上演过权力交接的阿里，就提供了现实的一课。

今年3月份，原Qwen技术负责人林俊旸，这位年仅32岁、号称阿里最年轻P10的年轻人，一手打造了Qwen的开源精神。

但最终，由于团队架构从“垂直整合”变为“水平分工”，林俊旸的管理范围被缩小，汇报关系与话语权发生变化，他最终选择离职创业。

老板的焦虑不会消失，只会向下传递。今天被推到台前、与创始人同框的人，明天也可能站到汇报链的另一端。大厂留给年轻人的从来不是铁饭碗，而是一张限时通行证。